我的爷爷要走了
当我终于从喧闹中走出，偶得片刻独处的今晚，我无意中路过话吧，一种思恋惯性的闪现，便停下脚步，想给家里打个电话。然而这回我却忽然感到害怕，害怕当我叫我爷爷接电话时，家人已不能像往日那般把电话交给他。爷爷很可能已经走了。我永远不能再和他说话。无边的黑夜，我退缩进去，任由雨水浸湿了鞋袜。所有人都知道医生已传达死神的限期，只有爷爷被瞒在鼓里。几个月前我从外地回家也痛苦得知。临走，我再三请求母亲到时通知我回来，可是天知道他们会不会说，外婆死时就没让我知道，但是全家人都知道爷爷最疼我，我也最爱爷爷，这次肯定会及时叫我回家，回家奔丧，啊，奔丧，意义多么重大！
有时爷爷感叹：没料到得了癌。有时我想没了爷爷我的世界将会怎样？有一次征文比赛，题目是“我身边的共产党员”，我只想写他。时光荏苒，亲情两茫茫。去年的某天，父亲突然从上海来电话，第一次听到噩耗，我哭了。同事安慰我说这种事情每个人都要经历的。妈妈说肿瘤是良性的，开过刀就会好。我提着心来到上海，摸黑找到医院。当时父亲到门口接我，而我已经进来，一个人去找病房，电梯口碰上不放心下楼来看看的爷爷。只见他一手捂着耳朵上的输液管，高大的身子小心地让着人群，我走到他面前轻轻喊了声爷爷，他一看见我，两眼放光，喜上眉梢，那一刻我也很激动。像这样的时刻很多很多，上海十天我终生难忘。今年医生说爷爷身上的癌细胞扩散了，活不过年终。我想我和爷爷的缘分快没了。其实，这种在一起的缘分自从八年前我离家上学起就难得了。
有时候觉得奇怪，没有家庭没有亲人，一个人也过得好好的。再想想，原来亲人们一直陪伴左右。八年来我做了无数个梦，所有的亲人都梦到过，而且常常梦到他们的死。妈妈为我解梦说：梦是相反的。这几天我也老做梦，梦见家人打电话告诉我爷爷的病治好了；又梦见我碰了下爷爷，爷爷就死了，我后悔我大哭，妈妈一旁安慰我说，爷爷是睡着了，果然不久爷爷醒了，对我笑，我无比高兴地扑进他的怀里。
来自于网易邮箱
2003年10月14日 17:29 (星期二)
我的应聘经历
又近年关，“聘”字最火。昨天，我第三次给宿迁晚报打电话，一个女的接了，声音还不错，消息真够糟：笔试马上开始，之所以没通知你，是怕路远你来不容易。拒绝如此婉转，多少抚慰了我屡遭打击的心。
这是我拿到本科文凭后的第一次应聘，定位较准，然而没有把握好。随后我花心思制作了精美简历，至今投出四份，基本上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唯一一次反应来自南京日报，其时我正在家中参加爷爷的葬礼，接到笔试通知后，很高兴，这种心情被他们拖了个把礼拜，冲淡了我的一些忧伤。紧接着马不停蹄地杀到扬州日报，没想到自考文凭不好使。联系人找来主任开导我，我顺便开导了一下他。他说要和总编研究研究。两天后打电话过去问，知道了还在研究，也知道了什么叫研究。
高不成，那么就低就。于是乎江南时报的扬州分部进入我的视野。之前夜，我咨询了一位在南京笔试时认识的记者朋友，他对内情十分清楚，力陈其弊。第二天过去面试，发觉更臭。一个广告人员和我吹新闻，在他看来，新闻即广告，扯了半天，开头和结尾都想着和我公司企业报合作，中途进来个被叫做“总编”的人发了通招待人民日报记者的无奈。我终怕他们的无赖，乘着夜色赶回来。
如许经历让我明白三点：1.搞新闻很难。2.搞新闻又很容易。3.要继续写稿。
大概写于 2003年12月06日 23:43 (星期六)
南方周末的倾向性
2003年12月11日，南方周末在观察版上刊登了一篇新闻，记者夏英，他的责任编辑郭光东先生则在同期的众议版配发了题为《见过停工的，没见过这么停工的》新闻评论，指责新闻中所报道的株洲市政府命令环卫工人放假两天的行为荒唐。而我之前读新闻时认为市府做得不错，哪知不然。我本来想回应争鸣一下，想着想着想到另一条道上去了：为什么新闻给我的感觉与南周的立场不一样呢？这是否可以说明南周在新闻中剔除了好坏观，减少了倾向性，实现了新闻的公正呢？
记得一个月前，我在论文答辩时，曾和教授导师们有过几分钟的争论。我说：“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的报道，在这个方面，南周做的比较好，而且越来越好。”他们怪笑着彻底否定。对此我一直不明白，照他们看来，南周有许多新闻是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的报道，那么这不是公然违反法制新闻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吗？考虑到导师们是老读者，我是新读者的缘故，我反复阅读了一些南周过去的头版头条以及背后的故事，我动不动，一而再地被打动，打动过后去分析，假如和现在的新闻（如刘涌案）相比，过去的新闻（如三盲院长案，刀下留人案），是非分明，有些句子采用了一些没有证据的人言，确实带有一定的倾向性。但是，正如存在虽是合理的但还要看合谁的理那样，倾向也要讲倾向于谁，南周显然倾向于弱者，让弱者多发出点声音。如果说社会是一架天平，失衡程度与社会发展程度成反比的话，那么当时失衡程度较高，南周向弱势一方多投去几个砝码，与其说是倾向，不如说是公正；如果说南周带有倾向性，那么其他媒体就更别提了，有的干脆躲起来不报道。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失衡程度在降低，南周也在做着痛苦改变。其中关于舆论监督的新闻越来越纯，给人的感觉批评性报道越来越少。乃至这次株洲事件，恕我愚笨，我竟发现不了倾向性，倾向性跑到哪儿去了？跑到新开的众议版上去了。近来我注意到一些日报也纷纷开辟评论版，将新闻和评论竭然分开这是媒介发展的趋势。我不大赞成新闻报道是“用事实说话”，我认为新闻更应该是“说实事求是的话”。“用事实说话”则是评论的一种方法，即举例子。为什么媒体喜欢用事实说话，窃以为大概是媒体怕说话，胆大的想用事实来说一些危险的心里话，套用了春秋笔法。这恐怕也是南周过去新闻带有倾向性的一种无奈吧，因此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性报道（舆论监督的大众说法）。浏览美国新闻史，似乎不见批评性报道这种提法，相似的是调查性报道或者揭丑性报道。批评性，倾向性在哪里呢？在新闻评论里。随着评论氛围的改善，公正新闻鲜明评论这种趋势将会代表着中国媒体的前进方向。
来自于网易邮箱 2003年12月15日 17:01 (星期一)
页:
[1]